麦肯锡中国区主席倪以理
咨询行业大概是最受AI冲击的行业之一。很长一段时间,这个行业建立了稳定的组织结构:少数合伙人在上,大量年轻顾问在下做调研,管理层把内容变成客户愿意付费的建议。
然而,过去需要一整排年轻顾问熬夜完成的事,如今往往可以先交给AI。咨询公司开始重新定义人才画像。麦肯锡今年已经在部分校招流程中测试候选人与AI协作的能力;德勤已经开始重写部分职级体系;顶级咨询公司连续冻结给毕业生的起薪……行业里甚至出现了各种新组织形态构想。
对一家以分析能力和人才著称的公司来说,AI带来了全新挑战。2026年,麦肯锡迎来了成立第100周年。1926年,它诞生于相信管理可以被标准化、被规模化的工业时代;2025年,英国《金融时报》报道,麦肯锡全球过去18个月裁员超过10%,更多高层参与高压决策的领导力训练。
倪以理领导麦肯锡中国业务已有10年,2024年正式履任麦肯锡中国区主席。他认为,AI将迫使咨询这门生意重新寻找核心价值。比起业务和客户,他更愿意讨论AI、出海和传承——这是他看到的当下中国公司未来的三大命题。
记者 | 邢梦妮
编辑 | 陈 锐
Yi=第一财经YiMagazine
N=倪以理
Yi:咨询行业过去依赖典型的“金字塔模型”——少数合伙人带大量年轻分析师。现在巨头公司连续三年冻结起薪,行业里已经出现“AI威胁金字塔模型”的讨论。有的咨询公司甚至重新编写了职级。你认为咨询公司的组织架构可能会变成什么样?
N:AI当然会冲击这个结构。过去很多由初级员工完成的分析、访谈、纪要、Excel、PPT 和报告工作,现在AI都能更高效地完成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立刻就不重要了。相反,AI让初级员工更高效,对公司来说是好事,因为这会提升整体效率和客户满意度。更重要的是,过去10年咨询业务本身也在变化。以前大家会开玩笑说麦肯锡像“PPT工厂”,但现在客户付费买的早就不是PPT,而是收入增长、新业务落地、利润改善和组织变革的结果。
在我看来,AI改变的是方法,不是咨询存在的意义。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全球,今天企业面临的环境更复杂、竞争更快,因此对外部智力支持的需求其实更大。我们仍然需要金字塔里各层级的人,只是对他们的要求会更高,也会更看重他们使用AI的能力。
Yi:不到两年,麦肯锡高层参与领导力训练的人数翻倍。为什么一家咨询公司在AI时代,反而更强调高压决策、韧性和自驱力?
N:如果你是有想象力的人,在AI时代会看到很多希望,反之看到的可能都是危机。我们看到的是很多机会。我甚至会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伟大的时代,它让很多原本不熟悉某个行业、某种能力的人,通过相对简单的方法快速上手。
同时,AI也会改写组织架构。过去很多层级设计都建立在“一个人管理幅度有限”的前提上,比如一个经理通常只能带8到10个人;但如果有AI Agent辅助,未来一人带30个人也不是不能想象,中间甚至可能少掉一个管理层。这不只是省钱,更是省时间,因为不用汇报、开会、写报告。
传统组织里,很多人理解成功的路径是:老板喜欢我,我有一天会变成老板;我下面的人越多,权力越大、职位越高。这是一种过去很自然的组织逻辑。如果从0到1创业,我一定会按AI原生组织去想,而不是默认“人越多越好”。
经验本身的稀缺性也在被削弱,过去10年的经验壁垒,未来可能会被AI部分取代,这尤其会对中层形成冲击,也会改变传统招聘和管理逻辑。当然,传统公司不可能一下子彻底变成AI原生组织,但如果未来越来越多新公司本来就是这样长出来的,对旧组织的冲击会非常大。今天,这一变化还没完全到来,但再过3到5年,变化可能会更明显。
Yi:2026年是麦肯锡成立100年,1985年麦肯锡来到香港,入华已四十余年。在过去5到10年,你是否观察到哪些行业对咨询的需求有增长?
N:在中国,不同行业有它困难的时候,也有它有机会的时候。今天,偏科技的公司可能会觉得它的机遇不一样;如果偏传统,比如金融,或者一些传统零售,它可能会觉得最近市场压力比较大。所以,我认为其实不同时段、不同产业的机遇都不一样。但是如果从更长的周期去看,我认为中国公司现在更应该围绕“主题”去想,而不是只围绕“行业”去想。
我认为国际化会是未来5到10年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,不只是某一个行业、某一家公司。中国市场已经走到新阶段了。我最近经常在讲,“世界工厂”和“跨国公司”其实是两个概念:一个是在中国生产、卖到全球;另一个是在全球各地都有办公室,雇用当地人做当地项目。中间到底差了什么?大家都在拼命想,但从“想到”到“真正做出来”,还有很长的路。现在大家要开始想:在国外,我怎么样能扎得更深、参与本地化?
另一个主题就是怎么去做AI的迭代,怎么让你的公司从刚才谈到的组织架构,到核心流程,再到竞争力,都能因为AI而发生变化?你怎么利用技术,让自己能够和AI原生公司竞争,或者变得更有竞争力?
每一行都有自己的周期。但从跨周期来看,那些真正影响宏观经济、影响企业环境的,往往是技术创新或者地缘政治。我认为,这些变化才会带来更核心的理念和主题更新。这些才是我们最关心的。每一个合伙人——不管你是做金融、制造还是医疗——其实都在关注一些共识的变化。
Yi:除了AI和出海,还有其他什么是你当下认为对中国公司很重要的问题?
N:我们最近做得很多的还有一个没那么“性感”的东西——降本增效。 中国企业过去是在一个增长周期里,大家都偏向于想增长、想规模效益,但真正落到比较技术层面的运营,其实还有很多优化空间。我经常跟大家说,日本过去30年每年的市场增长可能只有0.5%到1%,欧洲很多市场可能也只有2%左右的增长,但当地公司在这样的市场里,运营得越来越好,照样能挤出利润。中国过去处在一个水涨船高的环境里,更容易优先关注规模和速度,一些精细化、体系化的运营能力仍有提升空间。我认为,大家应该把运营作为一种科学方法去看,非常重要。中国企业还有很多基本功需要更扎实。
Yi:有没有你最近几年印象比较深刻的时刻,或者比较印象深刻的客户?
N:大约两年前,我在深圳接触一个做生产制造的客户。过去20年,客户从一个小工厂开始,把一个零部件越做越好,有创新,有供应链,也把上下游都整合得很好。那个时候,他觉得事情其实很简单:我只要把这个东西做好就行了,工厂可以不断扩张、供应全球。但是,过去几年,地缘政治剧烈变化,他发现原来以前那些自己完全不关心的事情,现在都必须关心了。以前,他会觉得只要我的性价比够高、成本够低,就一定能卖出去。但现在不一样了,有关税、出口限制,有各种新的生产要求。于是他发现,作为一家大型企业的CEO,他现在需要关心的是全球政治、海外伙伴、合作方式等等。时代已经变了,今天他已经开始在不同地方布局生产,也会考虑出口到别的地方、做本地加工,还要重新思考组织架构。以前让他成功的逻辑,未必在未来还能让他成功。以前他可能不需要出国,派团队去就行;现在他自己要出去谈合作、找伙伴、了解当地情况。他的这个变化让我印象非常深刻。
Yi:以前让他成功的逻辑,现在已经不存在了。
N:对。还有一个全球客户的例子。大概10年前,我帮一个客户研究泰国市场。我们做了两三个月,有一次开会,他说:“太麻烦了,我要重新了解一个国家,学习监管规则等各种东西,而泰国加起来还不如中国一个省大。”最后他说:“太费力了,不做了,先把国内做大。”到了今年,他又回来找我谈了。他跟我说,东南亚虽然每个国家都不大,但我们还是要出海,所以泰国、印尼、越南这些地方都要重新看一遍。虽然每一个地方都有困难,但他开始意识到,那些真正做成百年企业、能在全球很多地方经营的跨国公司,并不简单。以前他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。我们以前在国内发展太快、太容易了,但今天,很多企业已经到了必须开始考虑如何进入这些市场的时候。大家现在必须有决心,不然就永远不会走出去,所以我现在也看到,越来越多企业对于出海是有耐心的,愿意做更长期的投入,我觉得这种大局观是很好的变化。
Yi:那像麦肯锡会怎么帮助这些公司出海?合规是很重要的一部分,你们的服务会细到什么程度?
N:今天有了AI,很多“第一分钟”的答案很快就能得到,但真正难的是后面的落地执行。中国企业出海时,往往还是习惯用中国的方法做事,这套方法在国内通常很高效,但到了海外,未必适用,也未必可持续。很多客户会觉得当地效率低、供应链不够成熟,速度也不是“中国速度”。我跟那些客户说的第一句话就是:中国速度在外面很难原样复制。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适应你的工作方法和文化,世界不会围着你转。
我常用一个比喻:出海就像走进别人的网球俱乐部。你不能一进去就只想着赢,还觉得“我打得比你好,你就应该欢迎我”。这样的人不会被接纳。企业也是一样,不能只想着索取,而是要变成当地社会愿意接受的一部分,成为真正的企业公民,在就业、创新、人才培养上做出贡献。这就像当年很多合资公司来到中国一样,他们愿意把技术分享给我们,愿意培养我们的干部、管理人才,也愿意和大学合作。很多中国老板其实并不擅长这一套,所以这会是一个很长的学习过程。我一直在提醒很多企业一把手:出海最上层的问题其实是理念和价值观。如果一家中国公司在海外做得不好、破坏了规则,影响的往往不只是自己,也会连带影响后面所有中国公司的声誉。这也是当下中国企业出海最大的挑战之一。
Yi:现在很多CEO是财务背景、财务导向。你会有很多朋友来找你聊天请教,但未必付费跟麦肯锡合作。你认为现在中国企业最愿意为什么样的东西付费?是你提到“和麦肯锡一起干”的实操经验,还是别的什么?
N:中国企业,尤其是做B to B生意的公司,在专业服务上的付费决策逻辑,与其他市场存在差异。中国很多B to B业务的利润率其实都比其他国家低,咨询做起来也都比别人辛苦,盈利本身就有挑战,我不认为这个本质上会有多大改变。
随着中国市场进入一个相对稳定、增长放缓的发展阶段,我认为大家都更往“价值”这个方向走了。今天很多客户都会希望:你要真能帮我创造价值,我就愿意付费。以AI为例,中国客户会关注,你跟我讲的这些图景、项目能不能真正落地帮到我,能不能带来一些我自己做不到也想不到的能力,门槛是很高的。
我觉得中国一些管理者一方面很精明,一方面也比较保守。在专业咨询或者其他专业服务领域里,中国都不是最成熟的市场。但我认为,做得好还是会找到客户的。我有时候会说,在咨询行业里,怎么判断一个人做得好?如果客户只愿意付你一次钱,没什么了不起,拿着一张麦肯锡名片也许不难做到。但如果客户愿意让你做第二个、第三个项目,那你是厉害的,这说明你真的有价值。我们内部很多考核都要看客户忠诚度和合作持续时间。在中国市场,如果你能“得到终身客户”(get a client for life),是非常了不起的。这其实也是咨询顾问的精髓:你有很多客户,不仅是朋友,而且会在你数十年的职业生涯中反复来找你。
麦肯锡在100年里经历了不同的经营周期、不同的 CEO、不同的合伙人,但有些客户依然从公司创立合作到今天。中国很多专业公司更强调个人关系,一个人走了,合作能不能延续就难说。但麦肯锡强调的是团队传承、机构传承,所以即使双方都在变化,合作仍能延续。我觉得这才是真正成为“百年老店”的关键。
Yi:在你长期陪伴的客户里,有没有一些公司你反复做过很多项目,但最近的项目类型有变化?或者说这些公司本身业务变化不大,但是遇到了领导层换代的问题?
N: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,行业变化太快,市场冲击、新竞争对手和业务挑战几乎不断出现,所以很难找到一个“适合传承”的平稳窗口。很多创业型企业家之所以放不了手,就是因为每一件事都关乎生死存亡。在任何地方,传承都不容易,在中国会更难,因为企业文化和企业本身都还比较年轻,很多事业的发展时间也还不够长。也正因为如此,很多客户会说:“我先活过这一年,先活过未来三年,再谈传承。” 对他们来说,往往永远等不来合适的契机,也没有对的人选。
我觉得核心有两件事。第一是专业化。很多中国企业在创业阶段,靠的是创始人和第一代团队的个人能力,真正成熟、完整的专业分工其实还不够。所以企业要把专业人才带进来,而且不是把人招进来就结束了,要让专业人士真的能够在组织里发挥作用。
第二是制度化。过去很多企业做成事情,靠的是某一个人的判断、关系和推动力,而不是企业本身沉淀下来的能力。要想解决传承问题,就必须把这些原本依赖个人的东西,慢慢变成企业的制度、记录和治理能力。这样企业才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离开就失速,才有可能真正做成一家能长期走下去的企业。
企业最根本的问题其实不是AI能直接解决的,是管理、治理、文化,还有推动变革的能力。AI当然能提升效率,也会给咨询行业带来很多机会,但比起讨论金字塔结构、招多少人这些表层问题,更重要的是能不能看准企业真正的核心问题,能不能提出有价值的方案,陪企业把改变真正落下去。归根结底,咨询最重要的能力,还是能不能和CEO对话、说服管理层、推动变革(change management)。我觉得这才是咨询行业最核心,也最长期的东西。
Yi:10年前大家都想进外企,年轻人首选麦肯锡,但现在年轻人有很多可选项,互联网可以提供很高的工资,那他们为什么还要来行业?你看到的校招生到底图什么?
N:选择肯定比以前丰富多了,这不只是中国,在海外也是一样。过去,很多今天最有吸引力的公司还不存在——没有Google,没有Anthropic,没有OpenAI,没有SpaceX——所以,现在年轻人有更多去向,是好事。
麦肯锡还能提供什么?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团队文化和成长密度。在这里,年轻人有机会跟着合伙人一起,直接接触企业最核心的人和最关键的问题。如果你很好学,也希望贴近真实商业环境快速成长,这里仍然是一个很特别的平台。当然,代价就是节奏快、要求高,也会很辛苦。
另外,我们对年轻人的培养逻辑和很多公司不一样。很多公司招人,是为了填补一个岗位;我们看每一个咨询顾问,都会去想他未来有没有可能成长为合伙人。所以我们会给他机会、投入培养,即使他以后离开,也希望他仍然是我们很紧密的校友。对人的培养、尊重和长期投入,我觉得到今天仍然是麦肯锡的竞争力。当然,外面也一定有更激动人心的公司,但这并不冲突。